我在一家社区机构做临终关怀的相关的工作。工作内容很简单,大致就是在医院里,陪那些生命即将走到终点的孤楚老人说说话,照看一下,给对方一些人世间最后的温暖之类的。托这种工作性质的福,我因此听到了许多让人或是动容,或是记忆深刻的话。诸如几十年前,如果没有做这样或那样的决定,或者做了这样或那样的决定,人生也不至于沦落至此的这般这般。内容应该多到够我写一本书了,或许退休后,我会把这些零零碎碎的孤独又凄凉的故事,当做一个章节,写进我的自传里。不过内容其实意外地有些大同小异,想来也是,毕竟人生中的遗憾之事大抵逃不过感情或者钱财。偶尔在寻常的工作之余,倒也确实能遇到些有趣的老不死。几个月前我就碰到过一个,人明明已然气若游丝了,却偏偏还要不服输地摆出一副口若悬河的架势,跟你唠天唠地。有一次,我们问到例行的话题,他盯着天花板愣了一会儿,用力做出一个爽朗的表情,然后模模糊糊断断续续地说:
“要是年轻…的时候..能…多做几次…爱…就好…了。”当我终于听清他在讲什么的时候,只能抚额,哭笑不得地问眼前的糟老头子这样想的理由。
“没有..什么”,他依旧断断续续地回答,回光返照似地往眼睛里抹了点光,“因为…那种时候…那个..时候…多…纯粹呀…两个人…”
病房外的院子里有棵梧桐树,时值秋天,叶子都发黄发红了。这个老不死走的时候,天空很合时宜地拽来了几片云,把暖阳遮得严严实实的。呼啸的秋风扯掉了树上一大片叶子,让保洁工在院子里清扫了好半天。
我不知道是我逐渐适应了这种场合,还是自己经过经年累月的见闻后,变得可悲地麻木了起来,我渐渐地不再像刚开始那样,对这样生死别离暗自感伤。无非是某一刻,心跳监测仪突然传来高昂的蜂鸣警报声,原本有规律的波形回归为毫无起伏的一条直线而已。
“有一个人走了。”每当警报声响起,我随即意识到。
挺好,我莫名觉得。两腿一蹬,吐出最后一口身体里的浊气,就轻松地摆脱了这个乱糟糟的世界。在这里见过了太多说不清道不明的糟心事,看多太多苟延残喘只为了“活着”而再无其他任何生命机能的人后,我便开始不知不觉地这样认为。如果不巧那时正好浏览着一些媒体新闻,则更是无可置疑。人,各安天命就好,何须挣扎。
警报声后接踵而来的,是医护人员前来确认死亡,并告知家属,如果有的话。遗体根据死者生前的意愿,或者留在医院作医学用途,或送往殡仪馆火化。用不了多久,这张床就会迎来下一个垂危的临终者。就如生命注定悲剧又无可奈何的轮回。
但是今天,我却没法以这种平淡而朴素的心境开始我的工作。因为今天躺在这张床上的人,我之前见过。我认识。
我住的老房子渗水,把墙壁给渗得到处都是褶子,像是某不知名山脉的模型,此起彼伏的。一年前,修水管的时候,原本墙上的白灰也都刮了下来,露出原始的水泥毛坯。重新装修的时候,想着顺带装饰一下,换换环境,就请人来贴了瓷砖。而他就是那个来帮我贴瓷砖的人。
小伙子长得精瘦,大概三十左右,一副冷峻的脸,眉眼间隐约有一股死犟的气质。听口音像是华北一带的人,皮肤倒是像南方人一样偏白。性格似乎有些不苟言笑,我有时找他聊两句,他也不怎么回应,只是干着手中的活。完工的时候,我还请他吃了顿饭,就在家楼下的湘菜馆,正好当时我也要吃饭,索性招呼他一起。他一开始还有些局促,连连回绝,但终于还是没拗过我,虽然在餐桌上,仍然只有零星的几句对话。席间,他从包里拿出一瓶江小白,用那张冷峻的脸,问我要不要一起喝,我说不喝酒,于是他只好悻悻地塞了回去。
一年后,没想到我们会再次相见,然而却是在这间病房里,专供临危病重之人的病房。认出他的时候,我一时间惊得不知道该说什么。他或许也是一样,看到我的时候,愣了几秒,而后腾出那只没有插着针管的手,朝我挥了挥,自嘲似地笑了笑说,“真巧啊…”我本想问问他近来如何,又何以至此,最终说出口的话却也变成了,“真巧…”
后来我得知,他得的是感染性脑膜炎,确诊的时候已经拖得太晚了。我一边纳闷,一边惋惜,好好的年轻人,怎么就得了脑膜炎这种东西。但是转念想到现在不断上升的年轻人患绝症的比率,也就不想再想下去。或许,这就是人各有命吧。
因为这种病的缘故,他一天大部分时间都在嗜睡,一醒来就开始止不住地呕吐,所以实际上也没有什么说话的时间。大部分时候,我都是坐在靠墙的椅子上,看着他日渐瘦削的身体与苍白的脸色,看着他与年轻人该有的样子越来越远。原本就是一个挺瘦的人,这会儿躺在病床上,真的离皮包骨就差一步了。我能做的,也就是在他醒来的时候,让自己倒映在他微微张开的眼眸中,让他知道身边有人。然后似乎是微微点点头,就闭上眼睛,带着眉眼间那道残存的死犟的气息再次陷入沉睡。这道气息也是看上去唯一没什么变化的东西了。
来看他的人很少,目前就只有三个人,想来是一个朋友不多的人。其中一个是看上去挺潮的中年人,看上去四十出头,另外两个人是一对年纪更大的夫妇。他们之间似乎互相认识,有时候还会一起过来看望他。那个潮流的中年人梳着时尚的发型,说话也不遮掩,比较直接,有时还会带点粗口,活脱脱一个年轻人的感觉,只是脸上的皱纹暴露了他的年纪,虽然他本人可能并不在意。有时他在病房外打电话,听上去是在聊音乐演出之类的事。每当小伙子清醒过来,和他唠嗑的时候,我就觉得这个画面有些奇异。一个三十多岁的瓷砖工,是怎么和四十多的搞音乐的老家伙搞到一块儿的,听起来有些匪夷所思。但这种违和感却在此刻表现出无尽的和谐,像是一个老大哥无奈又遗憾地握着不争气的弟弟的手,有一搭没一搭地唠着,时而回忆往昔,时而说说他最近音乐事业相关的事,当然,免不了问问小伙子还有什么放心不下的事,一遍遍地问,隔三差五地问,我看都快把人问得想直接撒手人寰了事了。那对夫妇倒是比较儒雅,像是知识分子出身的人,不过很明显不是他的父母或亲戚。他们聊的话也都大差不差。也是,对于一个快要死的人而言,还有什么可以说的,还有什么是值得说的呢。最近的八卦,谁又跟谁闹矛盾了,周末去哪里玩,什么东西又打折了?还是那些未能去到的地方,或是未竟的雄心壮志?似乎这些再平常不过的话题,此刻都味同嚼蜡。一旦睡上一觉,按照小伙子现在的状况,谁也说不准他还能不能醒来,还有没有机会说上最后一句话。所以每次醒着的时候,总是要格外珍惜。
小伙子大部分时候都比较平静,就像那天在我家做工一样,不苟言笑,没有太多情绪起伏,说不出是因为身体状态太糟糕,没有力气使唤身体,还是一种对于自己傻逼般的命运与结局的麻木。唯有一件事,每次一提到,他就拼命地挺起身子,抓着中年人或是夫妇的手臂,激动地向他们说,说完后就栽在床上直喘气。我在旁边听着,他似乎是在要求,或者说央求他们,不要把自己的骨灰带回他的家乡,而是在本地寻找一个地方埋了就行。我和他们都不理解小伙子为何唯独对这件事如此执着,他也什么都不说,或者只是说些敷衍的理由。鉴于这毕竟也算是他最后的心愿之一,所以他们还是答应了他。
有时那个中年人会跑到外面抽烟,我碰上了,就顺势聊了两句。结果却发现,中年人和小伙子,只认识了几个月而已,可在我看来,他们却像是已经认识了几年。这无疑让我感到有点惊讶。
“嗐,之前参加一个戏剧社的活动认识的。”中年人看着地面,吐出一口青烟,“挺聊得来的,谁知道缘分这么短。”他一把扔掉烟头,狠狠踩了几下。
后来的一天晚上,小伙子从昏暗的房间里醒来,他的病情已是相当严重,上一次苏醒已是过了两天,谁也保不准他还剩多少时间。他醒来后吱吱唔唔地朝我闷哼了半天,我才发现他醒了。我走到他的身边,他看起来精神还不错,似乎是想跟我说些什么,不断地向我比划着,但我已全然听不清他在说什么。我猜他是想上厕所,于是扶起他,但是被他挣扎着拍掉。他拿手不断地靠近嘴唇,又缓缓地拿开,又靠近。我猜是肚子饿了,于是去热了下下午医院送来的稀粥。但是当我舀起一勺递到他的嘴边时,他又死死地闭着他的嘴,不肯张开。我只能无奈地看着他。过了会儿,他似乎也放弃了挣扎,像根木头一样躺在床上,一动不动地看着天花板。等我回过神来的时候,他已经再次睡着了。
第二天,他终于没能从沉眠中醒过来,而是在梦乡中吐掉了他这辈子最后一口气。我走过去关掉蜂鸣的警报声,看着他最后的模样,就像第一天在这个病房和他相见的那样,不知道该说什么,还可以说些什么。“你昨晚到底想要什么?”我看着他僵硬而无神的眉宇,还来不及悲伤,在心中不禁疑问。
那三个人不久后接到通知,前来接引他。那个中年人来的时候戴了墨镜,背上了一个吉他包,不知是不是想在葬礼上弹一曲悼歌。前来出殡的,还多了几个不认识的面孔,他们依次与我握手表示感谢后,就慢慢走出了房间。原本还弥漫着悲恸之声的房间,突然又安静了下来。我出神地看了看落空的床位,又出神地望向窗外。院中的梧桐树在秋风中颤颤巍巍,飘下了最后几片枯叶。
我忽然想起了一年前,在湘菜馆的桌子上,他用那副冷峻的脸,拿出江小白要我一起喝的样子。
